我第一次與圣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。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(xué)教書。到了那邊，他就和我說：“葉圣陶也在這兒。”我們都念過圣陶的小說，所以他這樣告我。我好奇地問道：“怎樣一個人？”出乎我的意外，他回答我：“一位老先生哩。”但是延陵和我去訪問圣陶的時候，我覺得他的年紀并不老，只那樸實的服色和沉默的風(fēng)度與我們平日所想象的蘇州少年文人葉圣陶不甚符合罷了。

　　記得見面的那一天是一個陰天。我見了生人照例說不出話；圣陶似乎也如此。我們只談了幾句關(guān)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見，便告辭了。延陵告訴我每星期六圣陶總回甪直去；他很愛他的家。他在校時常邀延陵出去散步；我因與他不熟，只獨自坐在屋里。不久，中國公學(xué)忽然起了風(fēng)潮。我向延陵說起一個強硬的辦法；--實在是一個笨而無聊的辦法！--我說只怕葉圣陶未必贊成。但是出乎我的意外，他居然贊成了！后來細想他許是有意優(yōu)容我們吧；這真是老大哥的態(tài)度呢。我們的辦法天然是失敗了，風(fēng)潮延宕下去；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來。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見面；同時又認識了西諦，予同諸兄。這樣經(jīng)過了一個月；這一個月實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。

　　我看出圣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。大家聚談的時候，他總是坐在那里聽著。他卻并不是喜歡孤獨，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聽著。至于與人獨對的時候，自然多少要說些話；但辯論是不來的。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，往往微笑著說：“這個弄不大清楚了。”這樣就過去了。他又是個極和易的人，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。他辛辛苦苦保存著的《晨報》副張，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，特地從家里捎來給我看；讓我隨便放在一個書架上，給散失了。當他和我同時發(fā)見這件事時，他只略露惋惜的顏色，隨即說：“由他去末哉，由他去末哉！”我是至今慚愧著，因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。他的和易出于天性，并非閱歷世故，矯揉造作而成。他對于世間妥協(xié)的精神是極厭恨的。在這一月中，我看見他發(fā)過一次怒；--始終我只看見他發(fā)過這一次怒--那便是對于風(fēng)潮的妥協(xié)論者的蔑視。